明朝的滅亡與清朝的入關

Nov11

明朝的滅亡與清朝的入關

時間:2018/11/11 22:19 | 發布:歷史 | 分類:清朝歷史
  一、“掃盡江南錢,填塞馬家口”——福王小朝廷內幕

  清軍進駐北京的消息傳來,江南的和從北京逃來的地主、官僚,便在南京開始了建立政權的傾軋。以史可法、姜曰廣為首的一派,主張選立比較賢德的潞王、神宗皇帝的兒子朱常;但是,以馬士英等為首的宦黨官僚和軍閥,則主張擁立世系較近但卻昏淫的福王朱由崧。折騰一氣,宦黨和軍閥取得了勝利。

  元年(1644)5月20日,朱由崧即帝位于南京,建元“弘光”,以明年為弘光元年,這便是第一個南明小朝廷。結黨營私的馬士英掌了實權,力主抗戰的史可法被排斥到江北督師去了。

  馬士英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,一面外結江北四鎮,一面內引魏忠賢的黨棍阮大鋮,說他善談兵,給他授銜兵部右侍郎,轉過年,更擢他為兵部尚書。馬士英的倒行逆施,使得劉宗周等一些比較正派的官員先后辭職罷去,小朝廷里就更無“善類”了。

  那江北四鎮,是指駐軍淮安的劉澤清,駐軍泗水的高杰,待在臨淮的劉良佐,和駐扎廬州的黃得功。黃、高過去就有矛盾,劉澤清則娛心土木聲色,劉良佐也無心抗戰。四鎮中,除了高杰后來積極抗戰外,其余三人,始終各揣心腹事。

  因此,小朝廷建立之后不久,7月里,便派了兵部侍郎左懋功、太仆寺卿馬紹愉和左都督陳洪范,拿了10萬兩白銀、1 000兩黃金、一萬匹絹緞,到北京去和清朝通款議和,封吳三桂為薊國公,答應割山海關以外之地給清朝、每年向清朝輸銀10萬兩,乞求清軍退出關外。清朝把他們訓了一頓,把左懋功、馬紹愉關進古廟,只放回陳洪范傳話。清廷還致函史可法,叫南明政權削去帝號,稱藩臣服,否則,清軍就要投鞭斷流、飛渡天塹。

  小朝廷求和不成,卻不積極備戰,而是繼續大修土木工程、遍蓋衙門官署。

  1645年5月23日,多鐸率領的清軍,攻下揚州之后,乘勝南來。6月1日,抵達長江北岸,編了許多大木筏,點了燈火,放在江中,迷惑南明守將。京口守將楊文聰、鄭鴻逵,發炮轟了一陣,就連聲奏捷。那知清軍卻乘霧用小船偷襲過江,占領了北固山。楊、鄭列陣甘露寺,被清軍騎兵沖破。值酒夜宴的由崧聞知,率宮妾逃走蕪湖;馬士英領了自己的黔軍,撤向浙江。6月8日,清軍開進南京城,錢謙益等一班文武官員,于是乎斂手投降。

  二、“頭可斷,身不可屈!”——史可法的抗清事跡

  史可法史可法,河南祥符(屬今開封)人,歷仕明朝西安府推官、戶部主事、郎中、武英殿大學士、僉都御史和兵部尚書。早先,他也曾鎮壓過的農民起義軍,但是,清軍入關、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后,他便參加了朱由崧的南明政權。由于馬士英、阮大鋮的排斥,他未能入閣辦事,只在揚州督師。他積極主張抗清,而且以“恢復神京(北京)”為宗旨,因而,被人們比作南宋的李綱,清朝也對他特別注意。早在福王派左懋功等銀求和、尚未抵達北京的時候,清朝的攝政王便寫來勸他投降的書信,信中說:

  “我國家(指清朝)不憚征繕之勞,悉索敝賦,代為雪恥(指鎮壓農民起義),孝子仁人,當如何感恩圖報。茲乃……雄踞江南,坐享漁人之利,揆諸情理,豈得為平!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,投鞭不足斷流耶?……

  “諸君子果識時知命,篤念故主,厚受賢王(指由崧),宜勸令削號(指帝號)歸藩,永綏福祿,朝廷當待以虞賓,盛其禮物,帶礪山河,位在諸侯王上。……南州諸彥,翩然來儀,則爾公爾侯,列爵分位,有平西王(指吳三桂)之典例在,惟執事實圖利之。……”

  面對清朝的威嚇利誘,史可法毫不動搖,回書答道:

  “貴國(指清朝)昔在先朝,夙膺封號。……若乘我國運(指明朝的祚運)中微……轉欲移師東下,而以元兇為先導,義利兼收、恩怨倏忽……此不獨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,亦甚負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。……

  “法北望陵廟,無涕可揮,身蹈大謬,罪該萬死,所以不即從先帝于地下者,實為社稷之故。《傳》曰:‘竭股肱之力,繼之以忠貞’。法處今日,鞠躬致命、克盡臣節而已!即日獎勵三軍,長驅渡河……光復神州……貴國即有他命(指勸降),勿敢與聞!”

  史可法的復書,連后來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認“語多不屈”。

  為了抗清,他主張宿重兵于盱泗、臨淮、鳳陽、壽州,據淮為守。江北四鎮內訌,他總是從中調解,大講團結。他“行不張傘蓋,食不晉二味,睡不寬衣帶”,夏天不用扇,冬日不穿裘,一心撲向攻守。泗水鎮將高杰,原是李自成的部將,北進到徐州,受到了他的積極支持。他親自進抵清江浦,遣官屯田開封,并親自擔任王家營以北至宿遷的保衛工作,指揮劉肇基部粉碎了清軍對宿遷的進攻,還派高杰去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一起抗清。在高杰被暗降清軍的許定國謀殺后,他又急馳徐州招撫了高杰的部眾。

  順治二年(1645)4月,多鐸大舉來攻,清河、淮安淪陷,淮北防線瓦解;多鐸又攻淮安,渡淮趨泗,朱由崧卻叫史可法撤兵回去打內戰,史可法請留諸鎮軍兵迎擊清軍,不許。內戰的結果,左良玉病死,兒子夢庚帶了幾萬人馬降了清朝。等史可法重返前線時,清軍已迫盱眙守軍和泗州守將李遇春投降,進入了亳州,史可法只好日夜兼程趕回揚州。

  5月10日,清軍在許定國的引導下進抵揚州城下。史可法召防河諸鎮將領入城守衛,誰也不來,只有劉肇基領四千兵趕到。清軍叫泗州降將李遇春勸降,史可法命人將他射跑;清軍又寫了五次勸降書信,史可法看也不看就付之一炬。多鐸率軍猛攻,史可法就堅決反擊。5月20日,他又指揮炮兵擊傷清軍數千人。城西北角被清軍攻破后,守軍仍不退卻,“發矢如雨”,使清軍在“城下尸積如山”,直到清軍踩著死尸爬上城來,劉肇基還率軍進行了英勇的巷戰。

  事先,史可法曾對固說:“城一破,請你殺了我!”現在,他引頸向子固,子固不忍,他便拔刀自刎。子固和參將許瑾連忙將他抱住,而鮮血已灑滿了他的衣服。大家簇擁著他,準備突出小東門,不幸碰上了清軍,他于是大喊:“我就是史可法!”清軍把他押往城樓見多鐸。多鐸說:“先生為我收拾江南,一定不惜封你高官。”他竟斷然答道:“我,頭可斷,身不可屈!”多鐸又勸:“君不見乎?降則富貴。”可法輕蔑地說:“我豈能仿效他的所為!我的決心早已下定:城亡我亡!”

  史可法被關押了3天,清將宜爾頓也勸降3天,但勸降者仍舊毫無所得。

  5月23日,這位堅貞不屈的抗清豪杰,終于被清軍殺害了。由于天氣暴熱,死尸太多(十天之內,清軍竟殺了幾十萬人),因此,家人來收斂時,已辨不出史可法的遺體,只將他生前的袍笏,埋葬在揚州的梅花嶺上。

  后來,張煌言的抗清隊伍來到墓前,無不“涕泗交下”;其他許多抗清武裝,還打了他的旗號抗清,甚至傳說:“史公沒死,有人曾在閩粵一帶見到過他!”這梅花嶺上的衣冠墓,更是后世人們爭相憑吊的處所。“碧血自封心更赤,梅花人拜土俱香。”乾隆時的詩人蔣士銓是這樣稱頌他的。

  三、“頭可斷,發不可!”——江南人民的抗清斗爭

  順治元年(1644)5月28日,吳三桂和多爾袞的軍隊擊敗李自成軍。多爾袞進入山海關的當天,就曾下令關內外兵民發。當時因南方未定,出于策略考慮,又暫時收回成命,答應“照舊束發,悉聽自便”。

  順治二年(1645)六七月間,形勢已經大變:清朝政府不僅擊敗農民軍,占領了河北、山西、陜西、山東、河南等省,而且消滅了南明福王政權,控制了從武漢、浙江甚至直到東海的長江中、下游地區,八旗兵也駐進了順德、濟南、德州、臨清、徐州、潞安、平陽、蒲州諸城。因此,清政府重新下令,厲行發,宣布“今限旬日,盡使發。遵依者為我國之民,遲疑者同逆命之寇,必行重典”,甚至上章為此事進諫者,也通通“殺勿赦”。陜西河西道孔文驃為衍圣公一門敬請蓄發,只被革職,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  清廷下達的命令是“留頭不留發,留發不留頭”。又派了不少剃頭匠,挑了剃頭擔,逡巡于大街小巷,見沒發的,拉來便剃,稍一反抗,就砍了頭,掛在特設在剃頭擔的竿子上。總之,是非叫人把額角以上的頭發剃了,把剩下的發編成辮盤在頭頂或耷在背上不可清之發,即金之“髡發”,在額角兩端取一直線,剃去直線外之發,這是女真、滿族獨有的風俗。。這種強迫各族同化的政策,使人民感到人身的侮辱,加之清朝的其他壓迫和降官的暴辮發像虐,引起了廣大人民的抗清斗爭。

  江陰,“三江之雄鎮,五湖之腴膏”,城垣周長九里,是南明福王政權的直隸府——常州府的屬縣。清政府拿下南京,傳檄江陰時,知縣林之驥、參將張宿早就逃了。7月,清政府派來方亨。方亨下令三日之內必須發,人民回答“頭可斷,發不可”。方亨叫罵不已,人民乃于23日將他捉了,共推典史陳明遇為城主,宣布抗清。商人盡獻資財(共獻了14萬兩),五六十里以外的鄉民也荷戈負糧入城備戰,靖江的夏起隆、泰興的張九達也立刻響應,一時“清兵不得安處,相對多楚容”。

  8月21日,多鐸命七、八、十王率步、騎10余萬,分16營圍城。江陰人民激戰三天,打死清將五人,撤入城中防守。25日夜,陳明遇派人縋城請前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守。閻,河北通州人,武秀才出身,調任廣東英德縣主簿,因母病緩行,后因道不通,僑居城東砂山。29日,閻入城,積極巡防。閻身材高大,雙眉卓豎,目細而長曲,面赤有須,巡城時,一人持大刀相隨,特像,清軍望見,莫不以為天神。閻、陳命令:一人守一堞,戰時二人守一堞;十人一小旗,一火銃;百人一大旗,一紅夷大炮;每堞夜里懸燈一盞。由于人民據城固守,所以,清軍李成棟、劉良佐部屢吃敗仗。

  30日,清軍大攻,被打死打傷九個將領。七王大怒,親自登城,守衛者劉耐用槍刺之,他竟咬住扎槍繼續上,被另一守城者刺中咽喉墜下城去。進攻不成,清軍又叫劉良佐跪了勸降。閻應元大聲斥道:“有降將軍,無降典史!”命令用箭把劉射跑。后來,閻應元右臂中了鐵丸,但還是用左手持矛參戰。

  9月8日,清朝的十王,在十方庵壘了高臺,親坐臺上指揮大炮和狼煙噴筒往城中射擊,守軍連眼睛也睜不開了。閻應元于是匍伏前進,叫湯三老扛了炮,對準十王,親自點燃引線。一聲巨響之后,十王、四員清將以及240名清軍,立時從高空摔下地來。至此,清軍的3王、18將都被打死了。

  10月9日,清朝的平南大將軍克勒德渾親自趕來,指揮200多門大炮猛轟城的東北角,又令士兵借助煙霧潛渡護城河。10日,城破,清軍從祥符寺后城攻入。閻應元乃題城樓東門道:“八十日帶發效忠,表太祖十七朝人物;十萬人同心殺賊,留大明三百里江山。”隨后,率千人上馬格斗,背中三箭,回頭對從者說:“替我向老鄉們道歉,我不能繼續報國了!”言畢拔刀刺胸投湖;未死,被俘后,罵敵不屈,夜遇害于棲霞庵內。陳明遇下馬搏敵,身負重傷,最后手持大刀靠著墻壁,死而不仆。

  江陰人民抗清81日,殺死清軍三王18將、75 000多人(城下68 000,巷間7 000)。清軍攻入后,大肆屠殺,江陰人民戰死、投井自盡以及被殺者共172 000余人,但是無一人投降。有個女子自盡前,題詩壁上說:“寄語行人休掩鼻,活人不及死人香!”表達了大家視死如歸、蔑視降將的英雄氣概。

  江陰人民的抗清斗爭,得到了東南許多城鎮人民的響應。嘉定,發令一到的8月3日,人民當時就造反:舉人王某,組織了“王家莊兵”七百;史可法的部將史益,組織了“石岡兵”千人;大姓李允文,組織了“南翔兵”二千,先后響應者也有十余萬人之多。8月5日,南翔、石岡、王家莊諸軍,輪番攻打清軍。李成棟叫他弟弟李成林等去太倉告急,鄉軍就將李成林截住殺死。8月21日,清軍十多萬,匯集攻城。城中百姓,在侯峒曾率領下,冒雨忍饑,大戰了三天三宿。24日黎明,清軍登城而入,侯峒曾的次子問父親“怎么辦”,侯峒曾說:“死就是了!”于是,父子雙雙投河而死。守軍投河自盡者,也有數千人。

  清軍進了嘉定,逢人便砍。但這,還只不過是“嘉定三屠”中的第一次。

  9月14日,清軍鎮壓了嘉定人民的又一次反抗,再次屠城。被殺者的血,一直沒到腳踝深。

  9月16日,清軍鎮壓了嘉定人民第三次反抗,又進行了第三次屠殺。這一次,兒童也未能幸免。

  嘉定人民前后共犧牲了兩萬多人,但卻堅持了43天的艱苦卓絕的斗爭,用自己的鮮血,記錄了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歷史。

  反壓迫、反發的斗爭,還席卷了松江、吳江、崇明、昆山、嘉興、宜興、長興、新城、常熟、太倉、太湖、績溪、徽州、寧口、余姚、泰和、會稽、漳州等地。

  四、異軍突起——李定國等農民軍的抗清活動

  明朝起義軍首領張獻忠犧牲后,部將孫可望、李定國、劉文秀、白文選、馮雙禮、艾能奇等,各擁軍數萬,推可望為長,襲重慶、陷遵義,進入貴州、云南。劉文秀守四川,三戰三捷,把吳三桂趕回到漢中。

  走投無路的桂王,決定投靠這支強大的力量;農民軍為了反抗民族壓迫,也同意與桂王政權聯合。因此,順治八年(1651),農民軍首領接受了桂王的封號:孫可望被封為秦王、李定國被封為西寧王、劉文秀被封為南康王。第二年,農民軍扈衛桂王居于安隆所(貴州安隆縣),一年供他八千兩銀子、一百石大米;同時,決定出討清軍。這樣,便在全國范圍內,掀起了第二次反清高潮。

  第二次反清高潮中,李定國表現得極為突出。

  李定國,陜西延安人,很小就參加了張獻忠的起義軍,由于戰斗英勇,因而,與孫可望、劉文秀、艾能奇一樣,被張獻忠提拔為將軍。與南明聯合后,他奉命去收復桂林。他很快拿下沅州、靖州、武岡,而后偃旗卷甲、倍道疾進,在全州再敗清軍,奪取了全州西南、通向桂林的必經之地——嚴關。占領桂林的孔有德聞訊來截,定國命象軍為先導沖清營。孔有德死力相拒,射退戰象,定國再督大象返沖,并嚴鼓進軍。時雷電交加、大雨如注,定國抓住戰機,戰士一以當十,乘象勢猛突,清軍大潰,孔有德逃回桂林。定國乘勝追擊,直逼桂林城下。

  桂林大捷后,定國乘勝進軍,攻下梧州、柳州、辰州,并揮軍北上。衡州守將沈永忠連夜逃走,長沙守將金廷獻也望風遁去,定國又連取衡州、長沙,在長沙駐軍半年。四川方面:劉文秀打敗吳三桂,攻克敘州;再敗吳軍,奪回重慶,生擒清朝都統白廣生;隨又進軍成都,圍吳三桂于保寧。吳三桂說:“平生沒見到過這樣厲害的軍隊!”然后便虛晃一刀,退回漢中去了。

  李定國等農民軍,收復了廣西、湘南、川東、川南、川西,給了清朝一個沉重的打擊。清朝大吃一驚,立派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、洪承疇辦糧餉,率三路大軍、好幾十萬人馬進行反撲。定國在毫無后援的情況下,12月3日,又與清軍大戰于衡州城下,不利,就伏兵于衡州以南。清軍不知高低,乘勢南追,果然中伏,銳氣大挫,主帥尼堪也當場斃命。

  定國一連串的勝利,引起了孫可望的嫉妒,不僅不提供后援,而且還總在定國背后圖謀不軌。定國只得退屯武岡,梧州、桂林于是復陷。順治十年(1653),定國從柳州出發,進軍廣東,圍攻肇慶,攻下了平樂、高州、廉州、雷州諸府。順治十一年(1654),定國攻下高明,圍了新會。次年四月,清軍猛撲過來時,他又殺到南寧去了。劉文秀出川峽,攻岳州、武昌、常德之后,也于7月殺回貴陽。總之,李定國和劉文秀,像兩條鋼繩一樣,牽了清軍的牛鼻子,在廣大的地域里周旋。然而,順治十三年(1656)春,當李定國在南寧戰敗,想撤入云南時,孫可望卻再次想襲擊定國軍、劫持桂王。定國與文秀匯合后,共奉桂王入滇,孫可望更加惱火。

  順治十四年(1657)十月,孫可望親率十萬大軍進攻定國,不料將士們一致反對內戰,在交河解甲大呼迎晉王1652年10月,桂王封李定國為晉王。。可望見大勢已去,就領走千把人,跑到長沙,向洪承疇投了降,向清朝獻了農民軍根據地的地圖,密報了軍中虛實情況。清朝于是命多鐸之子譚尼為安遠大將軍,領兵三路殺來。

  順治十六年(1659)1月23日,清軍攻陷昆明。定國主張突圍去湖廣,但是,桂王和臣子馬吉翔卻力主西逃,先逃到永昌(云南保山縣),再逃到騰越(云南騰沖縣西),定國也只得西撤扈衛。

  云南馬龍縣西北的磨盤山,是橫斷山脈的西支,西離怒江二十里,鳥道羊腸、曲折崎嶇、林密草茂,是由永昌進入騰越的必經之路。李定國料定清軍驕縱、來必無備,便設柵數重、伏兵三道,每伏二千,約定:清軍進入三伏,鳴炮伏擊。清軍果然中計。但剛進入二伏時,有個叫盧桂生的人(明大理寺卿)卻告了密。清軍立即分八隊沖鋒,同時以炮猛轟。定國揮軍擊殺,殺死清將都統以下軍官十多個、清軍好幾千。這一仗,雖未如愿盡殲清朝追兵的主力,但仍不失為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最后一場漂亮仗,以致定國夜里撤軍時,敵人竟不敢窮追。

  2月,桂王聽了沐天波的話,出鐵臂關逃入緬甸,他的臣子僚屬蔑視、騷擾緬甸人民,所以,李定國和白文選趕來后,始終未能匯合。吳三桂又極力勸說清朝進兵,上了所謂“三患二難”之疏,鼓吹“以凈根株”、“一勞永逸”。于是,緬甸政府迫于吳三桂十萬大軍的壓力,在康熙元年(1662)1月20日,將桂王及其家屬獻給了吳三桂的前鋒高得捷。定國獲悉桂王被俘,率軍邀擊清軍,不遇,嘔血病重;6月底,聽說桂王已死,便回軍云南的猛臘(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屬),8月10日逝世于軍中。臨終,還告誡兒子和部將:“寧可死于荒徼之地,也千萬別降!”

  李定國聯明抗清11年,不但在軍事上顯示出了非凡的能力,而且在政治、經濟方面也施展了超人的才干。他發揚光大了農民軍的“掌家”制度,金帛米粟,俱上掌家,人人不私蓄一點;他設立了“管莊”制度,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地主、商人的剝削,田地、鹽井,“官四民六”地分配,或抽一定的稅收;他嚴明軍紀、從寬理民,不但使管轄區“軍民相安”,而且使羅倮、、佬等少數民族也樂于參戰。他駐軍長沙半年,長沙人民幾乎“不知有兵”!這樣,定國死后,部下竟聚居不散,自稱為“桂家”,他們開礦、務農,為開發邊疆,做出了不朽的貢獻。

  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另一支——李自成起義軍的余部,在李錦(過)、高一功(李自成妻弟)的率領下,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聯合,曾經北伐清軍,后來,轉戰于廣西潯、梧之間。順治七年(1650)夏天,遭到南明將領陳邦付的襲擊,在向貴州轉移的途中,又遭到了野心家孫可望的襲擊。在高一功犧牲、李錦病死后,這支部隊,便由李錦的義子李來亨率領,向川、鄂一帶挺進,順治八年(1651),到達巴東一帶,與郝搖旗(永忠)等起義軍和荊襄一帶當地譚詣等人率領的抗清隊伍聯合,組成了夔東十三家軍,積極打擊清軍。

  李來亨在巴東縣群山中的“九蓮坪”扎下營盤,注意發展生產、保護過往客商,并與南明抗清勢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系,勢力發展很大。順治十一年、十三年(1654、1656),對清軍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攻擊,并把勢力發展到了四川的達州。順治十五年(1658),李來亨又乘清軍分三路追攻桂王之機,和夔東諸軍一起攻打重慶。戰斗方酣,譚詣叛變,才沒把重慶拿下來。

  清朝發現李來亨不好惹,便四處貼布告招降,李來亨不予理睬,繼續斗爭。康熙元年(1662),清朝川、陜、湖廣三路大軍“會剿”,李來亨率部進行了英勇的反擊。第二年,他表面上將大本營撤入九蓮坪的山寨,暗地里卻派人化裝成小販混入清營,然后大舉反擊。混入清營的戰士放火,里外夾攻,傷亡清軍萬余,清軍的三省“會剿”徹底失敗。但清軍仍不死心,隨即又實行封鎖、圍困之策。

  康熙三年(1664),郝搖旗犧牲,李來亨退入茅麓山據險固守。清軍派他的在清朝做官的表舅寫信勸降,遭到了李來亨的拒絕;清朝又派官員李有實來說勸,李來亨下令將他斬首。8月,清軍加強了圍攻,李來亨便決定突圍。不料圖海率領的清軍三路兵馬,死死地將山麓圍住,他們不能從峭如斧削的正面進攻上來,便在王士品的引導下從后壁偷爬上來,打破了山寨。三萬起義軍英勇奮搏,只因應戰倉促,150人被俘,其余全部犧牲。9月24日,李來亨戰斗到最后一息,全家投火犧牲有的史書說是全家自縊而死。。

  起義軍的苦斗精神,與南明官僚們的茍且偷生,形成了鮮明的對照!

  五、父子同仇與父子異道——夏完淳、的抗清斗爭

  農民軍紛紛抗清之時,祖國東南部也出現了一些抗清志士。

  順治二年(1645)清軍攻下南京,進抵蘇杭時,松江府華亭縣(江蘇松江縣)的夏允彝、夏完淳父子以及完淳的老師陳子龍,也舉兵反抗,投入了滾滾的抗清洪流。

  夏允彝,字彝仲,號瑗公,曾事明朝,“獨處一室,志常在天下”。夏完淳,初名復,字存古,清軍入關后改名完淳,別號小隱。完淳自幼受到父親、老師、母親、姐姐等的良好教育,不但有著投身正義事業的好思想,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、好詩詞。父親起兵時,剛剛十五歲的他,便了。父親死后,他又投到太湖義師首領吳易的麾下,當了一名參謀。吳易是個文武全才,曾經攻下吳江、光復海鹽,分湖一役就殲敵三千余人,逼得清軍龜縮在蘇州城內不敢出來。完淳到得吳易軍中,就參加了光復海鹽的戰役。吳易兵敗之后,他寫詩道:“縞素酬家國,戈船決死生”、“戰苦難酬國,仇深敢憶家!”足見他早已立志戰死疆場、不顧身家了。他的老師不幸被捕,不屈投水而死,更為他樹立了光輝的榜樣。他又作了《細林野哭》的詩來歌頌,并再次表示自己不惜犧牲的決心。他寫道:“去歲平陵鼓聲死,與公同渡吳江水;今年夢斷九峰云,旌旗猶映暮山紫。……公乎,公乎,為我筑室傍夜臺,霜寒月苦行當來!”老師死后的兩個月,清軍小頭目顧咸正、劉曙便捉到了完淳。完淳被捕后,罵得洪承疇手足無措,同時又在獄中豪放如常,揮筆寫下了血淚交融的《南冠草》!其《別云間》云:

  三年羈旅客,今日又南冠。

  無限山河淚,誰言天地寬。

  已知泉路近,欲別故鄉難。

  毅魄歸來日,靈旗空際看!

  完淳又有詩說:“英雄生死路,卻似壯游時。”更見他的視死如歸了。順治四年(1647)9月19日,這位年只十七的英雄,和他的岳父錢旃一起,就義于南京的西市。

  鄭成功和夏完淳父子同仇相反,鄭成功父子卻走著相反的道路。

  鄭成功(1624—1662),原名森、字大木后被唐王賜姓朱,改名成功。,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鄉人。父親芝龍,原是海盜顏思齊部下,后降于明朝福建巡撫沈猶龍有的書說是熊文燦。,明六年(1633)荷蘭艦隊侵擾廈門時,福建巡撫鄒維璉派軍反擊,芝龍為先鋒,奮勇作戰,擊沉荷艦五艘,俘獲一艘,立過戰功,積官至都督同知。成功的生母,是日本平戶田川氏一說為日本平戶“翁氏”之女。之女。成功7歲歸國后,居住在福建晉江的安海,他讀書刻苦,考試總是名列前茅。

  清軍入關后,21歲的鄭成功去到南京,在福王的太學里念書,師事過錢謙益。福王失敗,謙益投降,父親和叔父(鄭鴻逵)等擁立唐王,叫成功入侍以監視唐王的行動。唐王的思想作風,深深地感動了成功。一天,成功見唐王悶悶不樂,便說:“陛下悶悶不樂,莫非是我父親(挾持)的緣故?但我受了國家的厚恩,,一定會以死報答的!”并條陳了許多復興之計。此前,唐王見成功忠誠可嘉,便賜姓朱,令統禁旅;此時,唐王更被成功的忠誠所深深感動,說:“真是將門出虎子呵!”封他為忠孝伯,掛招討大將軍印。

  順治十二年(1655),成功改中左所(廈門)為思明州,設六官,分所部為72鎮。順治十四年(1657),桂王晉封他為延平王、招討大將軍。

  順治十六年(1659),清軍三路入云南攻桂王,成功便與張煌言再次北伐,由崇明入長江,克瓜州,盡殲清援軍于楊篷山,攻下鎮江,鎮江屬邑望風而下。煌言部也由蕪湖進取寧徽諸路,安徽列鎮,望風反正。凡得4郡3州24縣,東南大震,嚇得順治皇帝竟想逃回關外(被太后訓了一陣,才算安定下來)。但是,成功沒聽部將甘的話(先取揚州,北斷山東之師、南絕江浙之糧,然后再取南京),而是鼓行而西,直薄南京城下。結果,先敗于城北門外,隨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。清總督郎廷佐使人哀求成功:“我朝軍律:守城過30日,罪不及妻孥。請寬30日之限。”甘等又力諫,煌言也寫信忠告,成功還是不聽,執意緩攻。結果,敵崇明總兵梁化鳳趕到,以兵卒數千,夜自神策門的地道里殺出,又以騎兵數萬前后夾擊。成功大敗,戰船損失500只,許多部將(包括甘在內)戰死。遭此失敗,成功退回廈門,煌言也敗退入山并最后入海了。

  順治十七年(1660)清廷命將軍達素等進攻廈門,成功扼海門拒戰,親自持旗指揮,風吼濤立,軍士踏浪如飛,殺得清軍大敗、死傷無數,連滿族精卒數百也投了降,其余的退陷于淖,十死六七,首領哈喇土星被擒,達素回福州自殺。從此以后,終成功之世,清朝方面再也無人敢言進攻。第二年,清朝采納了方星體、方星煥哥倆有的書說是黃梧。的建議,下令禁海,把沿海三十里以內的人民迫著內遷,想把鄭氏困死。12月,芝龍家人尹文器誣告芝龍“通海”,輔政大臣蘇克薩哈乃于23日下令將芝龍及其家屬11人斬于柴市,并派人掘了鄭家的祖墳。成功聞訊,北望而哭道:“若聽兒言,何至殺身!”

  鄭成功父子走了不同的道路,得到了不同的結果!

  鄭成功擊敗清軍之后,留子鄭經守廈門,在順治十八年(1661)3月23日,率官百余員、兵25 000、船艦900,從金門的料羅灣出發,經澎湖向進軍。臺灣,秦漢時稱“岱輿”、“大冤”,時稱“夷洲”,隋唐時稱“流求”,五代時稱“北港”,宋元時稱“舍那”,明初稱“雞籠”,“東番”或“臺員”,二十七年(1599)才正式稱為“臺灣”。南宋時,臺灣屬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管轄;元時屬于澎湖巡檢司,隸福建泉州路同安縣(廈門);明時仍立巡檢司管轄。天啟七年(1627)福建受災,鄭芝龍建議福建巡撫熊文燦移民數萬去臺灣墾種。萬歷三十一年(1603)、天啟二年(1622),明政府曾兩次擊退荷蘭殖民者的侵略。天啟四年(1624),荷蘭殖民者竟侵占了臺南;天啟六年(1626),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了臺北的雞籠港。崇禎十五年(1642年,崇德七年),荷蘭人攆走了西班牙人,占領了全臺,在安平筑了赤嵌城,在臺南建了赤嵌樓。……

  鄭成功一帆風順地到了禾察港,登陸后,立攻赤嵌城。4月2日,成功打敗了貓難實叮;4月3日,成功又截殺了荷蘭總督揆一派來的援軍頭目拔鬼仔;4月4日,貓難實叮只好請降。但4月5日,揆一派通事胡興來說:只愿進貢白銀,不想撤走。成功派通事李沖斷然答復:“臺灣者,中國土地也!”,“地當歸我!”揆一重又開戰。成功于是困之,并擊敗了卡尤從爪哇率領前來的援軍。揆一被圍9個月,殖民者死傷1 600人,水源也被截斷,被迫答應了成功提出的8個條件,于康熙元年(1662)2月1日獻城投降。成功終于光復了臺灣,荷蘭殖民者38年的統治終于宣告結束!

  光復臺灣后,鄭成功寫過一首題為《復臺》的詩,詩云:

  開辟荊榛逐荷夷,十年始克復先基順治九年(1652)鄭芝龍的部將郭懷一曾舉行過抗荷起義。。

  田橫尚有三千客,茹苦間關不忍離。

  這首詩,強烈地表達了這位民族英雄的愛國主義思想,也表明了他誓死不降清朝的斗志。

  六、“滿、漢官民,俱為一家”——滿、漢地主的進一步合作

  清朝遷入關內,在短短的十七八年里,基本上在全國范圍穩定了清朝的統治,其中的主要奧妙便是滿漢剝削階級的合作,是清朝爭取到了漢族地主對它的支持。

  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族貴族和以范文程為首的漢族降臣,首先采用了攻心戰術。進關前夕,多爾袞對范文程、洪承疇等,言聽計從。范文程告訴他:清朝不是在跟明朝爭天下,而是跟農民軍爭天下。于是,清朝便提出了“滅流寇以安天下”的口號,來爭取漢族地主的支持。同時,清朝又改變了過去的那種掠殺政策,不準殺無辜,不準搶財物,不準燒房子,宣布:“有搶漢人一物者,即行處斬”;迎降者“官仍其職,民復其業”;首倡內應者,城破后破格提升。

  打到北京后,多爾袞又接受范文程等的建議,為崇禎皇帝、皇后發喪,派人保護明陵,宣布“故明諸王來歸者,不奪其爵”,朱師(yín)來歸,還任以保定知府。范文程對多爾袞說:“治天下在得民心。知識分子是最優秀的民,得了他們的心,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。”多爾袞于是馬上跑到孔廟去行禮,還規定:每年三月、九月,必須派官致祭。順治九年(1652),順治皇帝也親自到孔廟去祭奠,并撥了三萬兩銀子修廟。他們還組織明朝文人修《明史》、編儒書,通過《順治大訓》、《資政要覽》之類,大力提倡忠、孝。

  在攻心的同時,清朝政府又給漢族地主一定的政治、經濟上的甜頭。一進關,它就宣布:取消明朝的加派,將什么遼餉、練餉、新餉、召買等等,通通免除;官員、退休官員、舉人、貢監生員,都減免一些賦稅、徭役。清朝政府還幫漢族地主恢復舊業。山東諸城有個地主叫丁耀元,農民起義時,逃到海上,順治二年歸來,清朝政府便幫他查明了原產。政治上:清朝政府不僅規定降附者升級、殉死者立廟、隱逸者征辟錄用,而且,使漢族官員表面上做到能與滿族官員平起平坐、有職有權。順治元年(1644),多爾袞以順治帝的名義命令:內、外衙門的公章,一律要鑄有滿、漢文字。順治十六年(1659),政府更規定:誰的官銜在前,誰就管印,“不必分別滿、漢”。至于奏事,也要求滿、漢官員“公同來奏”,不許“只有滿臣,不見漢臣”。內閣大學士,起初,滿人是一品,漢人只二品,順治十五年(1658)改為全是一品。六部尚書,起初,滿人一品,漢人二品,順治十六年(1659)也全改為正二品了。順治帝喜歡畫畫,還不時畫了水牛或大臣們的像,賜給滿、漢官員,鼓勵他們同心賣命。

  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多爾袞和順治帝任用漢人,頗有這種特點。他們都“邪正兼收”,不管是東林還是宦黨。對于他們的毛病,袒護得也較徹底,有時甚至斥彈劾者為“陷害忠良”。宦黨骨干馮銓,清朝一入關就被錄用,官至禮部尚書。第二年,御史吳達告他的狀,說他是魏忠賢的干兒,攬權受賄,多爾袞壓而不發。順治十年(1653),順治帝也說:“國家用人,著眼于叫他立功,而不是叫他再犯錯誤。……(馮銓)本來沒有什么明顯的錯誤,且博通典故、熟悉政事,因此特地召用,以使他自新。”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學士,第三年加了“少師”銜,順治十六年(1659),還以太保、中和殿大學士銜養老。

  為了聯絡滿、漢地主的階級感情,順治五年(1648),多爾袞還決定:自后允許滿、漢官民通婚。順治帝親政后,還將的第十四女,嫁給了吳三桂的長子吳應熊。

  漢族地主、官僚,受到清朝的重視,一個個當然樂于效命。順天巡撫宋雙,殺了農民軍首領黃錠降清后,上了“治平三策”(上崇禎廟號、禁革加派、廣羅人才);工科給事中朱鼎提出“輕徭薄賦”;曹溶和龔鼎孳則建議開科取士,以收“民”望。

  果然,順治二年(1645),清朝開科取士了!官蔭利祿,進一步沖淡了許多漢族知識分子的故國之思,吸引他們加入了維護清朝統治的營壘。這一年,鄉試的結果,取了士子1 534人。正常開科(三年一次)之外,朝廷還決定加科,加科之外,又舉博學鴻儒,為漢族知識分子大開仕進之門、大張利祿之網。于是,大多數士大夫,都撲進了清朝的懷抱:那個崇禎四年(1631)的狀元、曾經諷刺過吳三桂的著名詩人吳偉業,入京供了職;那個曾經懷著孤臣孽子深痛的萬斯同,也以私人身份襄贊了清朝的史館。至于起初還告病徨的秀才們,現在卻已悉數報名應考了。這情形,恰似一首諷刺詩所說:

  圣朝特旨試賢良,一隊夷齊下首陽。

  家里安排新雀頂,腹中打點舊文章。

  當年深知慚周粟,今日翻思吃國糧。

  非是一朝忽改節,西山薇蕨已精光。

  不過,拒絕征辟、誓死不仕清朝的,如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等一類人,也還有一些。其社會影響和活動能量,亦確乎不小。順治十八年(1661),江蘇吳縣知縣任維初濫施刑法、貪賄浮征,諸生金圣嘆、倪用賓等十八人,一下子就煽動了千數人,借順治帝死耗傳到蘇州,便聚集在文廟大哭大鬧,并向府堂進呈揭帖。巡撫朱國治報告朝廷,朝廷立派葉尼訪糾,將士子們凌遲處死。可憐那才子金圣嘆,臨死前還口賦一絕道:

  天公喪母地丁憂,萬里江山盡白頭據說刑前下雪。。

  明日太陽來作吊,家家檐下淚珠流。

  在他看來,他死后,士子們一定會含淚反抗。但他哪能想到:在清朝上述籠絡和鎮壓相結合的政策下,滿、漢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,早已開始了進一步合作,使清朝的統治迅速穩定下來。以上內容由歷史新知網整理發布(www.qbuluo.com)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。部分內容來源于網絡,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,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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