寡婦門前宰相多?宋兩宰相爭寡婦事件

Nov25

宋真宗咸平五年(1002年)十月的時候,朝中發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:兩位宰相雙雙被降職,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,張齊賢則責授太常卿、分司西京洛陽。說起緣由,實在有點不光彩,竟是因為這兩位堂堂宰相爭娶一位寡婦而起。

這位寡婦,是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的遺孀柴氏。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時期的宰相薛居正,薛居正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《舊五代史》的主編。

這位才子娶了個“妒悍”的妻子,沒給他生兒子,也不準他接近婢妾,結果只得收養惟吉為假子。薛居正對惟吉十分溺愛,使得惟吉變成了一個整天跟問題少年們混在一起摔跤踢球、縱酒玩樂的不肖子弟。

薛居正死后,宋太宗親自吊唁,特意問:“不肖子安在,頗改行否?恐不能負荷先業,奈何!”薛惟吉在旁邊“懼赧不敢起”,由此改過自新,“能折節下士,輕財好施,所至有能聲”。但他跟父親一樣,御家無法,結果死后家里便鬧出沸沸揚揚的“寡婦門”事件來。

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,年紀輕輕做了寡婦,又沒有兒子,而且平時就跟薛惟吉的兩個兒子薛安上、薛安民不和,她就想改嫁。柴氏擇定的人選是當時著名的大肚宰相張齊賢,這位相爺“體質豐大,飲食過人”,特別喜歡吃肥豬肉,每頓都要吃好幾斤。

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約,還派人派車來接她。這一來薛安上不干了,一狀告到開封府,說后母要卷走祖父、父親兩代累積的大筆家產。開封府一聽涉案的包括宰相,不敢自作主張,趕緊匯報宋真宗。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鬧大,就派有關部門悄悄審問柴氏,哪知柴氏的說法與薛安上的狀詞大相徑庭。不得已,真宗只好把這事下發御史臺審理。

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:柴氏拋頭露面,擊登聞鼓反告一狀,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價買下薛家舊宅,又曾向自己求婚,自己沒答應,向宰相惱羞成怒,遂指使薛安上誣告自己。此前因為薛安上兄弟素來不成器,真宗曾下詔不許他們賣掉父祖的產業。

既然向敏中卷了進來,真宗只得質問他。向敏中承認確實花了錢500萬買薛氏宅第,最近確實也遭遇喪妻,但并沒有再婚的想法,更沒有向柴氏求婚。向敏中買薛氏舊宅,顯然屬于違詔,但真宗想息事寧人,不打算深究。哪知柴氏不肯罷休,又擊鼓提出訴訟,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臺審理。

這一問不要緊,案情變得越來越復雜。鹽鐵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,這時也跳出來揭發,說向敏中最近議娶已故駙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,“密約已定而未納采”。真宗詢問王氏,得知確有此事,就對向敏中很不滿,把他找來當面批評,說他不誠實,明明私下里緊鑼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,居然騙皇帝說沒有這種想法-在真宗想來,向敏中說他并沒有向柴氏求婚,這說法恐怕也靠不住。

但另一方面,張齊賢也并沒有打成如意算盤,御史臺調查發現,柴氏的狀詞原來是張齊賢之子、時任太子中舍的張宗誨教她寫的,張齊賢顯然脫不了干系。進一步審問柴氏的心腹仆人,還發現她埋藏了金貝財寶約兩萬緡(一緡即一貫)。


不久,經真宗親自過問,審理結果出來了: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,出知永興軍;張齊賢責授太常卿,分司西京;張宗誨被貶為海州別駕;薛安上因為違詔賣房宅,被判笞刑,賣掉的房宅讓他們贖了回去,還吩咐御史臺、開封府以后隨時監督。對宰相的處理意見須以真宗的名義出一份制書,偏巧起草制書的翰林院學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點舊怨-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錠銀子,而向敏中沒借。

于是,宋白起草的制書下筆就很嚴厲,有“對朕食言,為臣自昧”之語,向敏中“讀制泣下”。 至于柴氏,自然也沒辦法如愿嫁給張齊賢。她還被罰款銅八斤,并且贖回薛氏舊宅的錢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貝,可謂“賠了丈夫又折金”。不知道柴氏究竟還有別的什么優點打動了兩位宰相,但很顯然,他們爭著娶她,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她有錢。理學家程頤就毫不客氣地說,兩位宰相爭娶一妻,無非“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”。

說明:這位寡婦柴氏究竟多有錢呢?從延伸閱讀文章中考證可知:熙寧五年(1072年),出賣京師(汴梁,今開封)等地官方淤田(經過灌淤改造的良田),第一等的赤淤地每畝3貫至2貫500文;開封房屋租賃比之相當貴,超過外郡,天禧元年店宅務租賃價為每間每天平均164文,每月4貫491文。以上以土地價和房屋租賃為參照物,可知僅柴氏埋藏的2萬貫“私房錢”就足以購買6666畝良田了。

延伸閱讀:宋代物價考察 作者:程民生 原載《漆俠先生紀念文集》

在宋代經濟史研究不斷推進深入的可喜形勢下,人們愈加認識到宋代是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代。宋代商品經濟的方方面面,內容極為豐富,有著廣袤的領域值得開拓或精耕細作。其中的物價問題,就是一個具體而重要的課題。

有商品就有價格。商品在市場上交易的價格,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。它反映著供需關系狀況,可視為社會經濟的晴雨表。研究宋代物價,有利于了解宋代商品化程度,商品生產和消費狀況,有利于了解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以及不同階層的家庭生活水平。由于過去的研究偏重于客觀考察①,本文則側重于考證具體商品的具體價格,也為其他斷代史研究提供了物價對比的參照。

物價有著明顯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特征,同一商品在不同時間,不同地點差距很大,必須根據史料對此予以正確的反映。同時也要排除極端情況的干擾,例如戰爭、災荒等特殊時期和個別特殊地點的某些物價,就不具備普遍的意義。宋代商品幾乎無所不包,難以一一列舉,只能就主要商品和勞動力價格做一考察。宋人混用的貫、千、緡等量詞,本文在論述中統一為貫。

一、土地

宋代所有商品中,土地恐怕是最主要的大宗商品。受自然條件限制,土地的肥沃與否,水利設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與否,直接決定著其價格。同時,當地人口密度、階級關系等社會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。

北方地區土地價格史料不多。京西路鞏縣因建造永定陵占地48頃,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,估價錢70萬即700貫②,每畝平均388文。熙寧五年(1072年),出賣京師等地的官方淤田,分為兩等4級:第一等的赤淤地每畝3貫至2貫500文,第二等的花淤地每畝2貫500文至2貫③。淤田是經過灌淤改造的良田,此價可視為當地良田之價。河東絳州正平縣的南董村,每畝地價原值2至3貫,經過熙寧時的灌淤改良,增產4倍,地價也一躍增長3倍,每畝達到6至9貫①。這是目前知道的北方地價確切數字中的最高價。治平末年,陜西中上等良田每畝不超過2貫②。同州沙苑擁有官牧地9000頃,其中良田約6000頃,大觀元年(1107年),“以今陜西土田中價計之,每頃可值五百余貫。”③每畝5貫余,比治平年間地價大大提高。至于偏遠地區,土曠人稀,地價十分低廉。如宋神宗時陜西慶州沿邊土地,“一頃才十貫余,宜其不好。”④每畝僅值100余文。邊遠地區除了地理位置不佳、土質貧瘠等因素外,還應考慮到當地的生產方式不同。陜西沿邊土地多為少數民族所有,而“蕃部賤土貴貨。”⑤地價低賤,是多種因素造成的,不可與內地相提并論。

湖北地價有南宋營田的資料。宋孝宗淳熙元年(1174年),湖北路安撫使曾逮言“營田不可出賣,利害尤明。蓋一頃歲入谷八十余碩,若出賣價錢止五十緡。”⑥每畝平均500文。營田多屬無主荒田或拋荒田,土質自然不如農家多年墾種的私田。但湖北路“農作稍惰,多曠土”,⑦其他地價也不會太高。此價可視為中下等土地價格。


依據上述史料,可知北方地區地價最高者約9貫(絳州),最低者僅100余文(慶州)。北宋中期中上等土地價格在2貫左右。南方各地在北宋時,地價最高為2貫540文(福州),最低為500文(湖北),北宋中期中上等地價在1至2貫之間,與北方相差不多。南方地區地價資料主要集中在南宋時期,除四川地區可能是鐵錢外,最高為80貫(臨安府),最低為834文(秀州)。南方地區南宋時的地價無法與北方時的北方地區地價相比,尤其是兩浙路。葉適曾指出:“夫吳越之地,自錢氏時獨不被兵,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,四方流徙盡集于千里之內,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,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。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,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舊,雞豚菜菇、樵薪之鬻五倍于舊,田宅之值十倍于舊,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于舊”⑥。前文所述杭州地價南宋時猛增約40倍,證明葉適之言是有根據的,因為人口劇增,物價上漲,兼并激烈。

二、房屋

關于房屋的價格,本文所涉一為造價,二為賃價。

房屋的造價,因類型不同差異很大。有關北宋的幾例,全是營房。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,臣僚言:“陜西、河北營房大率覆以茨苫,關右產林木,計一舍費五、七千。”⑦陜西營房為木質結構,每舍(間)造價大約6貫左右。元八年(1093),河北定州修蓋營房,河北第一將所轄禁軍4117間,造價17609貫680文省;合13559貫余足陌,每間約3貫290文足;河北第二將為3720間,造價15005貫81文省,合11553貫900文足,每間約3貫100余文足;振武第四十五指揮118間,“并合添井眼”,造價558貫167文省,合429貫700余文,每間3貫600余文足⑧。平均每問3貫余。紹圣初,蘇軾估計若官方為廣東惠州的駐軍建造營房,“每間可用三貫省錢”⑨。所言房屋為瓦房,每間3貫省陌,合2貫310文足陌,造價不及陜西一半并低于河北。

南宋時兩浙等地營房造價較高。紹興二十八年(1158年)平江府建造瓦屋營房,“每問支錢一十貫文”;乾道六年(1170年),兩浙營房“每間估計材植、磚瓦、蘆竹、蔑、石灰等價錢一十八貫二百九十文省”,折足陌為14貫83文.;開禧二年(1206年),江西隆興府“合造屋一千五百八十六間,合約人工、物料錢二萬五十余緡,米七百余石。”①每間約合錢12貫600余文、米0.44石。不同時期的3地營房,造價差距不大,每間在10至14貫之間。

廟宇、學舍的規模、質量與簡陋、狹小的營房不可相提并論,造價頗高。宋神宗時成都重建江瀆廟,“凡為屋百六十有九楹,用錢七百二十萬有奇。”②每楹42貫600余文。隆興元年(1163年),雅州人為死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任上的馮時行建廟,“斥七十萬緡縛屋二十五楹,中為堂,塑侯(馮時行)像,挾以兩廡”③,每楹競高達2800緡,斷不可信。所言“七十萬緡”后為“七十萬錢”。如此則每楹約合28緡。另外還有一種可能,即此數為鐵錢數。宋孝宗時,成都府學增建學舍,“新為屋二十八楹,分為四舍,疏為四十八窗……總其費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。”④每楹約678貫余,若以每窗為一間計,每間約395貫余。此數也有可能是鐵錢數。

宋代大部分地區的建筑材料是磚瓦,其價也值得一考。據黃言:“一萬三千磚瓦,所值十七千”⑤,平均每塊磚瓦為13文。淳熙年間,成都修筑磚街,“以丈計者三千三百有六十,用甓二百余萬,為錢二千萬。”⑥甓即磚,每塊平均10文,考慮到其費用可能包括人工費,每塊磚當不足10文。鋪地之磚價格應比較低廉。

每座宅第之費,因大小、豪華程度不同,價格差別很大。如宋徽宗時張根指出:“人臣賜第,一第無慮數十萬緡,稍增雄麗,非百萬不可。”⑦所指為京師開封的豪華宅第。宋真宗時,胡旦在杭州欲向知州借2000貫“創立鑒湖別墅”⑧。南宋初,有人委托兩浙婺州知州以2000貫“為起宅”。在地方州縣,2000貫造價的宅第應是上等規模。而普通百姓的宅院,參考南宋兩浙營房每間10余貫的造價,大約在60貫左右。

再看房屋的租賃價。蘇軾言,廣東惠州的士兵半數沒有營房,“只在民間賃屋散住,每月出賃房錢百五十至三百。”⑨每間每月150至300文。在河北開德府(濮州)等地的城市中,政和年間,地段好的房屋每間賃錢100至200文足,地段差的“后街小巷閑慢房屋”,每間賃錢只有3至5文(未言是月價還是日價,似應為月價)⑩。熙寧五年(1072年),日本僧人成尋一行在鄭州住宿一夜,店錢每人8文,隨行士兵住的房間差些,每人5文⑾。開封賃價相當貴。天禧元年店宅務有出賃房屋23300間,每年收賃錢140090貫,每間每天平均164文,每月4貫491文;熙寧十年,店宅務的破損房屋1192間,每年約收錢202貫527文足,平均每天每間約170文足,每月每間約5貫97文足。破損房屋賃價已高出天禧元年的價格,可見賃價上漲①。元二年(1087)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時,租賃開封的一位三班奉職之第居住,每月賃值18貫②。南宋紹興九年(1139年),江西路江州州學前有岳飛所建造的房屋38間,“每日收賃屋錢一貫四百三十文。”③每間每天平均37文,每月以30天計為1貫128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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